《“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第四十七期：对外话语体系创新研究（二）

本/期/主/题：对外话语体系创新研究

主持人：余江

 

余江

天津外国语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教育部高校中文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教育部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指导委员会委员、新闻传播行业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主持词

欢迎各位出席第7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对外话语体系创新研究”分论坛的专家学者。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放眼世界，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更为复杂，国际舆论博弈也更为激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当前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这为我们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创新研究指明了方向。我们在此举办本论坛，就是为了更好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对外体系的创新研究，进而推动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期待各位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和研讨成果，为对外话语体系创新贡献智慧和力量。

中国故事、中国声音的跨文化翻译与传播——目标、原则、策略与路径

钟智翔

信息工程大学外语学科专家组组长、外语学科首席专家、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非通用语种类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一、中国故事、中国声音跨文化翻译与传播的目标

在世界舆论场上，中国有两个不同的形象，一个是文化灿烂的历史中国，一个是经济发展、政治“另类”的当代中国。如何向世界介绍一个真实、立体、完整的中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由于西方国家总是带着偏见看待中国，对中国话语有一套特殊的解读模式。他们戴着有色眼镜，或是认为“中国政府总是为自身权威而操纵媒体、左右舆论”“中国话语与正统话语有差异”，或是宣扬中国威胁论，妄称“中国图谋称霸世界”等。

所以，我们必须通过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构建，向世界阐释中国。将概念定义权、内容提供权、话语的解释权、标准制定权、议题设置权、议程主导权、争议裁判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中。

外语界通过跨文化翻译和跨文化传播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特色。这可以使国外受众摆脱西方国家的话语陷阱，打破其话语霸权。引导他们对中国叙事产生兴趣，进而达到“确立中国话语权，塑造正面向上的中国形象，赢得世界各国对中国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认同”的目标。

二、中国故事、中国声音跨文化翻译与传播的原则

中国故事、中国声音是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主体与核心。翻译、传播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有其特殊性，在进行跨文化翻译与传播过程中，必须原汁原味地翻译和传递其基本内容。因此，信息等值传递和效果灵活对等就成为中国故事、中国声音跨文化翻译与传播的两大基本原则。

信息等值传递原则。作为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手段，翻译与传播既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活动，又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活动。在传播中国声音时，不仅要翻译和传递汉语对外话语体系中的语言信息，更要传递其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并在议题选择、原文理解、语际转换、内容表达和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尽可能确保原文语言信息和文化信息没有损耗。这是中国故事、中国声音跨文化翻译与传播的首要原则。

效果灵活对等原则。由于中国故事、中国声音跨文化翻译与传播的目的在于确立中国话语权、宣传中国价值、阐释中国精神、展示中国力量，所以在进行跨文化翻译与传播时，达成传播目标就显得异常重要了。因此要全面考察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在其他国家的接受状况，立足于不同国家、地区受众的差异化特征，探究其他国家民众对中国话语的整体认知态度，把握其对中国话语的解读方式，以灵活对等的方式，使传播内容在信息不变的情况下达到与国内受众同样的接受效果。这就要求在翻译时以内容为先，在信息不受损害的情况下，灵活处理。

三、中国故事、中国声音跨文化翻译与传播的策略

中国故事、中国声音的跨文化翻译与传播要注意受众分析，实现精准传播。要解决好翻译传播主体与客体问题；要解决内容上译什么、怎么译的问题；要解决渠道上怎么传播的问题；要以接受度和接受效果为考量，解决翻译质量与传播效果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亲和力与实效性的问题。

中国故事、中国声音跨文化翻译与传播在策略上要跨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弹性表达的方式确立话语内容的适用度，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将中国的价值理念、价值判断和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以国外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增强话语翻译的认同度和认同感。

要创新翻译叙事话语体系，注意话语形式、叙事模式的融合。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契合国外民众能够接受的方式、方法进行翻译和传播。翻译时，要有全球视野，做有效沟通。要加强翻译选题和国际传播的顶层设计，构筑起行之有效的对外翻译与传播体系，提高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与传播影响力。中国故事、中国声音的跨文化翻译与跨文化传播要以人为本，关注细节，要有故事性、艺术性和感染力，要能够达到与国外受众共情互动。要利用现代传播技术，借助新媒体、融媒体立体生动地阐释中国。

四、中国故事、中国声音跨文化翻译与传播的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5月31日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这实质上指的是实现中国故事、中国声音跨文化翻译与传播的路径。

话语构建和传播的目标是承载和传播思想。在目前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的西方中心主义语境下，价值观之间的对立和冲突阻碍了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构建。为此我们要保持定力，清醒地认识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以互补的心态看待中西方价值观差异，在中国故事、中国声音的跨文化翻译与传播过程中避免对抗性思维，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来探索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翻译与传播的有效路径。

要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外语类专业建设，着重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翻译与传播人才。要加强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与合作，鼓励更多的学者走出去、请进来。要搭建译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平台，融合多种媒介形态，关注受众的新媒体使用习惯，通过声音、图像、游戏等多种模态增强传播张力，提升传播效果。要加强受众研究，强化话语生产、翻译、传播之间的有效对接，将中文构建方、外文翻译方及传播方更为直接地联系在一起，以最大程度地实现话语“保真”和有效传播。

外语学科话语体系的构建：

现状、机遇与要素

郭英剑

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高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国家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我们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属于带有“外”字的学科，是天然地把中外文化紧密相连的学科，在这种学科特色中，如何进一步确定好我们自身学术的定位，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学科，怎样进一步提升学科国际话语权，如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语境下发挥外语学科的作用，我想这应该成为我们外语学科人关注的焦点。今天，时间有限，我主要想谈谈如果要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应该有哪些构成要素？

话语是用来表达思想、观念、情感、知识与文化，但必须看到，任何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都需要话语表达。不同的话语表达对于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增强吸引力、感染力、传播力，包括影响力，效果是不一样的。因此，打造对外话语体系要顺其自然，同时也要主动作为。

第一，构建外语学科的思想理论体系。要想构建对外话语体系，首先要构建好外语学科的思想理论体系。我们外语学科经过上百年的发展，虽然历经曲折，但已经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适应我们特点的外语学科、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像外语学科的前辈学者，包括林语堂、梁实秋、钱钟书、杨周翰、王佐良、李赋宁等诸位先生，大都是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们集学者、作家、翻译家于一身，他们在引进、介绍和翻译外国文学的时候，大多是从中国人、中国学者、华人的角度出发，采用的是中国人或者华人的视角，他们既译进来，将国外的文学、文化翻译为中文，也将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相关内容翻译到国外去，实现了中外文学、文化交流。

我仅举一个例子，王佐良先生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王先生这部著作就是论述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遇。他在该书的序言中谈到当外国文学的输入解决了本土的文学迫切需求时，本土文学就因时而动，发生巨变，并同时与外国文学产生契合，而这些契合不仅涉及到文学，也涉及到社会、文化、经济其他方面。

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梳理一下上述前辈学者的外国文学研究，便不难发现，在他们的学术中，他们已经在着力打造一种带有中国本土色彩的外语学科研究。他们的着力点实际上是将外语学科本土化。所以，我们当下应该认真梳理百年来外语学科发展史，认真总结外语界、外语学科的发展史，总结外语界前辈学者以及历代外语学人在外语教学中各种思想观点与理论创新、教学实践，将它们归纳整理，努力寻找并构建带有中国学者原创性思想的外语学科以及外语教育发展的理论体系。

第二，构建完备的外语学科的知识体系。要想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要先构建好外语学科的知识体系。历经百年的外语学科发展史，实际上已经搭建起了一个基本的知识框架，无论是语言学、外语教学、外国文学、翻译，还是后来的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在一代代外语学人的努力下，我们已经有了基本的知识框架，假如你使用《外国文学史》或《英美文学史》，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知识框架已经建立，而且具有我们中国的特色与视野。比如，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欧·亨利，包括一些英国作家，这些作家在英美文学史上基本上被认为是二流作家，但是在我们中国，被我们认为是一流作家，我认为这是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视野、对这些外国作家、作品进行了全新的解读与阐发的结果。即便是同一个作家的不同文学作品，在我们中国，评价也不同。比如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在美国具有至高无上的文学地位，而我们中国恰恰相反，普通人更多地知道《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反倒位居其次。这样的例子是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我再举一个例子，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最初在美国文学史上没有地位，但是经过我们中国学者的研究，将其还原到一个应有的地位，现在也促使美国学界认识到她的文学价值。实际上是我们中国学者的外国文学研究与创新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文学的发展。

当然，当下中国外语学科的知识体系还不够完备，如果以我们高校的文学史教材为例，如《外国文学史》《英美文学史》，这些教材随处可见，目前来看，这些书籍大同小异，而且内容与国外教材相比，知识的完备性较为缺乏，近10年来，我们学者出版的一些带有较为完整知识体系的文学史著作，跟我们大学教育、外国文学教育是脱节的。它们很少作为教材去使用。外语专业要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当中发挥积极作用，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完备我们外语学科相关知识体系。若完备性不够，独创性不足，尤其要注重在教材中去体现、反映外语学科的知识框架与体系，如果不能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不利于促成知识的完备性，也不利于思想、理念、方法上的创新。

还有一些问题，比如，怎样增加中国学者的自主性？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中国的学者不单单是在中国研究外国文学，而且要在世界舞台上研究外国文学，特别是我们外语学科。怎样增强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面对国外可能有的偏见，我们怎样去表现、展示我们真实、立体、多面的自己？

当然，还应该处理好几个矛盾的关系，比如说民族性与世界性的问题，比如外国知识与中国立场的问题，我们是拿外国的知识来讲授，我们的中国立场到底在哪里，我们应该怎么去做。还有输入及输出的问题。我想这样的问题对于我们构建对外话语体系，都是非常重要的。

总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应该考虑上述因素，另外，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仰赖学科体系的全面发展，还应该包括优秀的专业师资队伍、健全的人才培养体系、科学的教学方法等。只有把这些方面组合起来，才能将适合中国国情的外语学科的教学科研、人才培养、教材建设、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建设起来，由此才能推动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发展。

基于中西融通的文本选择与对外译介

卞建华

青岛大学外语学院院长

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英语专业负责人

中国译协对外话语体系研究委员会委员

中国新时代需要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发出中国声音。然而，西方部分国家和区域性极右势力泛起，有逆全球化的趋向。

国内学界目前聚焦如何求同存异，如何和谐共生，如何用世界听得懂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贡献中国方案。我们要促进中西文化之间的相互吸纳和融合，“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

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要传递文化信息，解释文化差异，缓解文化冲突，推动文化融合。译者的文化态度、文本选择与译介策略成为翻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林语堂是中西交流史上的杰出学者，创作、翻译、批评、研究，多栖并行，是向西方世界阐释中国古典文化的先行者之一。他秉承“中西融通”文化观念，坚持“入西述中”策略，倡导在消化吸收双重语境中的文化质素的基础上，以易于目标语接受者理解的方式重塑中国经典，兼顾中国文化异质性与异域传播，读者遍布全球各地，影响非常广泛。黄忠廉指出，“林译功在千秋，他改变和丰富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迄今为止，任何翻译家对英语世界的影响都难以超越林语堂。”乐黛云认为，“林语堂创造了至今无人企及的中西方跨文化流通的实绩”。

一、林语堂的文化观念和态度：中西融通

面对不同文化，译者往往会采取三种文化立场：源语文化立场、目标语文化立场、沟通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的立场。

林语堂采取的是中西融通的文化立场。他在《谈中西文化》提出：“处世哲学社会制度终归东西不同。……西方主动，东方主静；西方主取，东方主守；西方主格物致知之理，东方主安心立身之道；互相调和，未尝无用。”乐黛云认为，“林语堂...对中国文化有深刻而广泛的热爱和了解，能够捕捉到中国文化的精髓；同时，比较容易理解西方读者的文化趣味和内心需求，因而有可能针对他们的兴趣爱好，对中国文化给予准确、到位、贴切的解释。”林语堂对中国文化进行有的放矢地译介，对中国文化加以重新编码和阐释。

二、林语堂基于中西融通的文本选择

林语堂的文本选择体现出两个基本特征：目的性明确，涉猎面广泛。梅中泉曾用“涉猎的非凡广度，阐释的非凡精度，开掘的非凡深度，行文的非凡自由度”来评价林语堂系列著译作品。林语堂治学文史哲三管齐下，以全球意识、超全球意识研究相关学科，其著译作品内容丰富，涉猎各种题材，这些题材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旷怀达观、高逸退隐、陶情遣兴的精神旨趣、涤烦消愁的生活方式、浪漫高雅的东方情调。施建伟认为，林语堂“在认识上填补了西方读者对于中国的认知空白，用东方文明的悠闲哲学批评了美国高度工业机械化社会所造成的人的异化”。

三、林语堂基于中西融通的译介策略

基于中西融通的文化观，林语堂摒弃机械的“忠实观”，秉承“译学无成规”“翻译即创作”的译学思想，在融化、吸收中国文化的基础上，采取的译介策略主要有导读整合、互文类比、阐释注释、萃取拓展和亦译亦写。导读整合是增加前言、序言，对相关主题进行导读和介绍，林语堂其译介的典籍融汇于心，重新排列整合，以便为目标读者提供更加有利的解读语境，如《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苏东坡传》（The Gay Genius)等。

互文类比包括互文性、互文翻译、类比。互文性是语篇生成过程中各种语料相互交叉的、复杂的、异质的特性，分为宏观互文性和微观互文性。宏观互文性，是指一个文本的整体写作手法与另一个或多个文本具有相似或相关之处，是文本在宏观上与其他文本的联系。微观互文性，是指一个文本的某些词句或某些段落的表达与另一个或几个文本相关。互文翻译是译者在翻译一部文学作品时广泛参照和利用相关互文资源。类比是基于两种不同事物或道理间的类似，借助喻体的特征，通过联想来对本体加以修饰描摹的一种文学修辞手法。林语堂著译作品互文性特征：（1）或隐或显植入相关文本或文本片段，对圣哲思想相互印证、解读和对比，如《老子的智慧》《孔子的智慧》中对庄子、孟子等人论著的借用。（2）借鉴前人译文，尤其是典籍的翻译，如《孔子的智慧》中的“中庸”修改并借鉴了辜鸿铭的译文，《老子的智慧》对亚瑟•威利(Arthur Waley)翻译的《道德经》和吉尔斯(H.A.Giles)翻译的《庄子》译文的借用。（3）吸收和利用相关研究资源，主要集中在借鉴前人（如G.G.Jung等）对典籍的解读。《老子的智慧》中，为了便于西方读者理解老子思想，用西方读者熟知的西方思想做类比，对老庄与西方的著名人物进行类比。

林语堂在译介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智慧、描述中国人物的过程中，采用互文类比方法，为目标读者搭建恰当的认知空间，在熟悉和陌生信息之间建立有效关联，降低读者理解陌生信息的难度，唤起读者的共情，提高信息传播效果。

阐释注释是指源语读者和目标语读者存在语境视差，为补偿相关信息，为目标语读者提供更有利的理解环境。林语堂先生《老子的智慧》正文中增加许多脚注来解释正文的含义。

乔治•斯坦纳提出：“语言永远处在一个动态变化之中，而在语言的历时和共时现象中，解释或翻译活动始终如一地贯穿其中，即一切交际或交流都是通过解释或翻译来实现的”。任东升和卞建华认为，林语堂“以具体的中国文化主题为脉络、以“文内注解”“文外加注”等解释性策略为手法，对所涉及的文化内容进行“译介”或“重写”。

林语堂采取阐释注释型策略，透彻理解原作，深刻了解目标读者的阅读期待，帮助目标读者理解字面翻译的译文内容。对原文的内容加以扩充，增加解释性文字，将原文意义转译，增加脚注解释说明，发挥译者、作者、语言学家和文化传播者的主观能动性。

萃取拓展是指林语堂把和孔子相关又相对零散的谈话集中在一起，使读者从整体上把握并领会其内涵，萃取“仁”“礼”“君子”“小人”等儒家思想中的核心概念，探讨并确定其涵义，采用各种方式的译介说明，用相应的英文进行阐释。任东升指出，萃取是“对原著的叙事品质和语言艺术、目的语诗学规范和预期读者审美进行综合判断后，在译前或译中甚至译后对原著文本的精选取舍。”

亦译亦写是一种混杂性翻译、杂糅性翻译。林语堂基于中西融通的译介，保留其中国文化底蕴“边译边写”“兼写兼译”，对中国典籍进行过滤式重现。借助精心编制的文本输出中国文化主题和元素，满足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发挥自己的写作才华，增强作品的可读性，引起西方读者的阅读兴趣。

黄忠廉指出，译写是“翻译原作全部、部分或主要内容并加以评论、阐释和拓展的方法，译写根据特定读者的要求，增加与原作相关的内容，除了阐发和评论外，还包括添加、补充和拓展性创作，加大了译作的信息量和创作的成分。”

林语堂针对中国文化对外译介过程中采取的灵活多变的策略，是其文化观、翻译观和文化译介目的在实践层面的体现。他集中西文化大使、语言学家、文学家、翻译家于一身，具有开阔的中西文化交流视野、深刻的多元文化思想、自由的“译者主体性”、强烈的读者友好意识等，著译作品获得了目标读者的了解、理解、共鸣和接受。评价林语堂的中国文化对外译介策略，要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探究其传播中国语言文化的目的、策略及得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但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做贡献的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

林语堂中国文化对外译介实践的重要启示在于，要瞄准目标受众的阅读期待和接受心理，作出有针对性的清晰筹划，选择“展现真实、全面、立体中国”的文本，采取多元化手段和传播途径，助力中国文化走进目标受众的心里。

译言兴邦：对外话语的外文言说

陈 法 春

天津外国语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教育部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习近平总书记5月31日再次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据“求是网”不完全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十余次强调我国传播能力和话语体系建设。此次将该问题作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内容，足见其在中央治国理政全局中的战略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

     周宇豪认为：“话语体系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整体的思想理论体系以及文化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同时受到思想理论体系以及文化知识体系的制约。” 话语体系是话语权的基础，韩庆祥教授认为“有效的话语（言说）方式”是国际话语权的一个要素，指“在与世界对话时，要具有行之有效的表达或言说方式，不仅能‘讲’，而且要‘讲’得受听。” 如此，方可达到总书记所要求的：“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在中文尚未成为国际通用语、中文媒体在国际传播所占份额偏低的现阶段，为了实现更广泛的理解、接受和认同，用外文阐释、言说、传播中国话语，即中国对外话语的外文言说，仍不可或缺。     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实现。” 将用一种语言建立的思想理论体系和文化知识体系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就是翻译，无论是完整的文字转换，还是概括性的思想介绍，都是不同方式的翻译。翻译因此成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翻译标准众说纷纭。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认为，译文功能（译文在译语语境中交际功能的实现）决定翻译策略和标准。正如黄友义和黄长奇所指出的，中国对外话语的外文言说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有计划、有组织、有规模的主动对外译介活动。” 这种以我为主、有目的性的主动把母语译为外语的行为活动，其目的，是为了“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该目的兼顾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谋求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原则下，加深与他国的联系，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以此为指导，中国对外话语的外文言说要追求理念、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贴近不同群体受众，增加言说的亲和力和时效性：理念上，坚持中国立场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相协调；内容上，形成政治文化经典的完整翻译与当代社会生活的生动展示相呼应；形式上，做到理论化与大众化相兼顾。     实践中，在“四个自信”的指引下，中国话语外文言说坚持中国立场，体现党和国家的意志，以中国政治和文化经典作品为主要内容，理论性强，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有效地增进了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认识和理解，回应了国际社会关切。然而，我们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强调与展示，或者说驾驭这些概念的自信心，不尽平衡，对“民主、自由”的使用显得谨慎；外译工程项目对当代普通中国人的喜怒哀乐、爱恨冷暖关注的不够充分；言说方式上，官方文书式表述和教育引导色彩浓，生动活泼的大众语言不够多。这些问题影响了中国话语外文言说的亲和力和时效性，令总书记担忧的“挨骂”问题、“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虽然这些问题复杂，不可能一挥而就、一劳永逸，但是，我们不能视而不见，而当反思，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正如叶淑兰指出的，“话语要转化为影响力，需要满足话语被听闻、被回应、被认同以及被实践的前提条件。”自话自说、自言自语，只能是自得其乐、自欺欺人！     黄友义认为，“一切对外翻译都不是两种文字的简单转换，而是一种再创作，需要译者以另一种文化的角度来思考和表述。” 因此，中国话语的外文言说不仅要注重政治正确性，还需适应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阅读习惯和心理期待，需要倡导言说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立场，体现国家意识前提下，融通中外，采取节译、摘译、编译、译述等言说方式，以及易于受众理解接受的修辞，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以贴近不同群体受众，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言说者则当赤胆忠心，殚精竭虑,用外文塑造中国形象、凝聚全球共识，胸怀两个大局而以译言兴邦！

排版：孙昱峰

审核：周和军 杜树标

2021-25期， 总第47期

主编：王铭玉

副主编：田海龙 姜龙范 郭太 刘宏伟

相关链接：

第二十六期：政治文献翻译与政治话语的再创造

第二十七期：文明互鉴语境下的中国语言学研究

第二十八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外传播

第二十九期：时代重任与多元外语人才的创新培养

第三十期：中央文献外译天外师生谈

第三十一期：体认语言学学科建设及相关话题研究

第三十二期：研究问题的形成及其发展

第三十三期：功能视野下的外语人才培养

第三十四期：语言与政治

第三十五期：翻译地理学

第三十六期：儒学应在译论建构中发挥作用

第三十七期：应急语言服务

第三十八期：语用翻译学

第三十九期：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与实践

第四十期：林语堂研究

第四十一期：语言、思维与文化

第四十二期：作为“他者”的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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